开栏语
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游学之风就很浓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便出现“游学博闻”的说法。比起春申君等人的游学，更广为人知的要数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14年间边“游”边“学”。而后，历朝历代因游学受益者比比皆是，游学之风绵延不绝。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急于向外国学习，政学两界领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海外游学，认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晚清民国间的游学活动可谓此起彼伏，尤其是那些不计名利、只重实学的游学者，其经历、经验足以启发时人。鉴于此，本报从这期开始推出《人物·游学之道》专栏，邀请专栏作家张建安撰文，讲述蔡元培、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蒋百里、梁启超、钱穆、金克木、华罗庚、钱钟书、饶宗颐等12位大家的游学往事，引领读者感受他们的游学经历并了解游学在其人生轨迹中究竟泛起了怎样的涟漪。
蔡元培
1868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浙江绍兴出生。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从进私塾读《诗经》《百家姓》开始，到一步步经历各级科举考试，供职翰林院，20余年传统教育的熏陶，使其具备了深厚的国学涵养。蔡元培向来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点翰林”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3年，他便“行万里路”，几乎走遍了1842年以后中国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次传统的国内游学，为他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然而，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两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均以失败告终，给了蔡元培极大的刺激，使其强烈地感受到救国之策不能依赖于旧政权与旧学，从此放眼看世界，广泛涉猎西学书报，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
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蔡元培毅然弃官归乡，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办学过程中，他深感自己对西方先进国家的了解很有局限，所以迫切地想要找机会到海外游学，通过亲身感受与学习获得进步，而不是道听途说。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第一站：日本游学为“救国”
1902年，在南洋公学任职的蔡元培曾利用暑假前往日本，进行短期的游学。这是蔡元培第一次出国。
为什么选择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路途很短。千百年来，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学生”，然而近代以来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崛起，竟然打败了清朝的舰队，这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深感耻辱的同时，开始深刻的反Letou，谋求通过海外游学，实地考察与学习，“获取真经”，以此为旧中国输送新血液，从而改变中国的命运。另外，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距离中国较近，游学费用低很多，于是赴日游学便成为晚清众多士人的首选。蔡元培也不例外。
这次游学，蔡元培本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到日本各地考查与学习，但因故提前回国，所以留日时间很是有限。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Letou分途革新的方案，各Letou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所看重的还是当时的“新媒体”（即杂志）、“新人物”（蒋百里、蒋伯器）、“新思潮”（革新思想）。蔡元培本来就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到海外游学，这些爱国、救国、变革、斗争的热潮自然深深地感染着他。
蔡元培游学日本期间，江苏武进人吴稚晖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请求中国驻日使馆为他们联系日本军事学校，却屡遭公使蔡钧托词拒绝，双方矛盾加剧。最后，吴稚晖带领学生们留在使馆，声称公使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不离开。双方僵持的时候，使馆干脆叫来日本警察，拘留了吴稚晖，遣散了其他学生。
紧接着，营救吴稚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要活动。当探知日本警方将递解吴稚晖出境后，大家想到的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能有熟悉中国北方情形的人自愿与他同行，以便随时援救。蔡元培虽然希望在日本好好游历一番，但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马上放弃了接下来的行程，主动提出愿与吴稚晖同行。结果，日本警察将吴稚晖押解到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以后，便不再过问。蔡元培与吴稚晖回到了上海。
这便是蔡元培的第一次海外游学经历，他虽是走马观花地看到了日本的先进之处，但也切实感受到日本警方的嘴脸。此后，他游学的目标，选定了当时的欧洲强国德国与法国。
第二站：德国游学重“美育”
蔡元培在德国游学时寄给家人的明信片——莱比锡大学一景
1907年，已是39岁的蔡元培终于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德国游学。之所以选择德国，他本人的解释是：“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从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美。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蔡元培的海外游学，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是为了救国宏愿。要学习，当然应该溯本求源，找寻更重要、更深层的力量。不过，为了第一次游学德国，蔡元培经历了许多曲折，一而再地与德国擦肩而过。
直到1907年，当蔡元培得知孙宝琦将担任驻德公使时，他不惜自降身份，希望通过孙宝琦推荐，能在驻德使馆任一职员，以便半工半读。孙宝琦感其为国读书之心，答应每月助银30两。蔡元培又与商务印书馆约定，为其编书获得稿酬，以供应家用。这样一来，国内、国外两边的事情都料理好了，蔡元培乃于5月间正式出发，踏上了游学德国的旅途。
当多年无法实现的心愿真正实现后，蔡元培倍加珍惜。他选择在莱比锡大学听讲3年，全身心地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这段光阴是美好的，收获是丰富的，尤其是美术与音乐，深深地熏陶着蔡元培，使他留恋其中，得其真髓。正如他所讲：“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游学期间，蔡元培常利用暑假出去旅行，了解德国各地风情；也曾跨境到瑞士旅游，在巴塞尔停留两日，于当地博物馆畅观名家画作，再与自己的美学、美育观念互相验印，愈发兴趣盎然，自认此为生平快事之一。之后，蔡元培一直特别重视美学和美育，并将其作为可以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式而加以大力提倡。
“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 Erziehung（审美教育）译出，为从前所未有。”当蔡元培于1911年回国并于次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他率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并在全国推行。1912年1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主张的“美育”和“以美育代宗教”等，若追溯本源，皆与游学德国有关。
1912年7月，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再度赴德游学。1913年5月，蔡元培奉孙中山之招，自柏林归国，参加“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决定再次赴欧洲游学。不过这一次，他到了法国。
第三站：法国游学促“教育”
1913年8月25日，为筹措下一次的欧洲游学费用，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约定：到欧洲后，每日以半日时间为其编写专书，商务印书馆每月向他致送稿费200元。9月5日，蔡元培携家眷离开上海，10月14日到达法国马赛。
这次长达3年的法国游学，蔡元培收获颇丰。在学习法语、了解西方的同时，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筹办了《学风》杂志，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宗旨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开办了华工学校并编成《华工学校讲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担任中方会长，参与创办《旅欧杂志》并担任主编，积极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致力于传播先进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资深的游学者，蔡元培发表了不少有关游学的言论。《学风》杂志发刊词中便有蔡元培对游学的态度：“吾人而无志于欧洲之学术则已，苟其有志，舍游学以外，无他道也。” 针对游学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蔡元培还曾告诫青年学生：“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同化。”
确实如此，无论在哪儿游学，蔡元培从不盲从，总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进行中外文化的对比，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在法国游学期间发表的《华法教育会之意趣》一文，在中、法教育中共有的人道主义基础上，比较了双方在“民政”“科学”方面的异同。这些形成于此间关于“人道教”“民政”与“科学”的观点，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大力提倡的“兼容并包”“德先生与赛先生”几无二致。可以说，法国游学让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更加成熟，为日后北京大学的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革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从而推动了中国教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原载于《中国报》2020年1月17日 总第347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