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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他人代笔的孙中山信函

作者:特邀撰稿人 刘传吉

来源:中国报

2020-04-28 星期二

    在中国第二历史馆藏有一封孙中山写给蔡元培的复函,其内容曾于1981年3月27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后收入《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蔡元培全集》等重要史料、史著。近年来,这封复函的复制件在中国各地多次展出,读过或见过此信函的不乏其人。不过,对于该函的写作背景、内容乃至执笔者等细节,仍可作进一步考究,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授意胡汉民执笔

    孙中山写给蔡元培的复函落款为“十二日”,根据内容判定,此函写于1912年1月12日。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Letou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道安。并覆。孙文谨覆。十二日。

    另有信封一枚,上书:“覆呈蔡民友先生元培收启。孙缄。”孑民、民友,皆为蔡元培曾用字号。

    孙中山虽不以书法家名世,但书法却自成一格、别有韵味,时人多有论及。如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的邵元冲在《总理学记》中写道:“总理平生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故时贤谓总理之书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此处“时贤”当指书法家谭延闿,他曾称孙中山书法“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

    再看该函笔迹,除“孙文谨覆”4个字外,全篇行草,与他“笔笔端重、胎息深厚”的书风截然不同。可见其文并非孙中山所写,而是由其授意让他人代笔。在孙中山的存世墨迹中,由人代笔的情形并不少见,实业家邓泽如在所编《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的后记中指出,所得孙中山书札“亲笔者半,由胡展堂(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夷白(仲恺)、古湘芹(应芬)诸先生代笔者亦半”;此外,田桐、田桓等代笔的也不少。那么,这封信的代笔者又是谁呢?笔者判断为胡汉民。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辅佐之功颇著。他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阐发三民主义,与保皇派论战;后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1911年11月9日,广东光复,胡汉民被推举为广东都督。12月21日,他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后随赴上海,都督之职由陈炯明代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当时,胡汉民对于“总统府文书,大小悉必过目,四方有求见先生,必先见之……。与(孙)先生同寝室,每夜余必举日间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执行者,必陈其所以,常计事至于达旦”。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给蔡元培复函这样的文书代笔,对于胡汉民来说,既是分内之事,也并非难事。

    以上主要是从职责方面推断,那么该函是否与胡汉民的笔迹相符呢?众所周知,胡汉民不但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一支椽笔,他的书法也备受称誉。胡汉民与谭延闿、吴稚晖、于右任并称国民党元老四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以隶书最著,亦擅行书。笔者曾找到1929年6月13日胡汉民写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书体亦为行草,两相比较,笔法、笔意如出一辙,若干字(如“来”“奉”“安”“於”“弟”“即”等)写法更是极为相似,则这封孙中山致蔡元培复函的执笔者为胡汉民,当可确定无疑。

对康有为、章太炎“当分别论”

    此函虽不是孙中山所写,但经他授权、命意、自署(函末“孙文谨覆”4字为孙中山的亲笔),即是其旨意的表达,价值与他亲笔无异。

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致蔡元培的复函及信封。 中国第二历史馆藏

    由于蔡元培来函难于查考,所以根据此复函内容推断,可知他想与孙中山商讨“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蔡元培在来函中应该是主张内阁用人当“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Letou也”,并建议广泛“收罗海内名宿”,俾为民国效力。对此,孙中山在复函中首先表示赞同之意:“弟意亦如是”;“来教所论甚明。”从临时政府人员构成来看,也确实做到了兼容并包、不分党Letou,虽受时势所限不得不然,却也与孙中山为政用人的观念略相契合。不过,对于蔡元培在来函中可能提及的章太炎、康有为等“海内名宿”,孙中山却主张区别对待,并陈述了理由。

    关于康有为,孙中山指出:“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斑)。”此处所说康氏“手迹”,当指1911年12月27日《民立报》影印刊登的康有为在10月26日写给弟子徐勤的密信。信中,康有为对武昌起义后的国内变局“忧心如焚”,说道:“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海陆立凑,不日可扑。岂知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乏军械,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日传消息,皆是沦陷、响应,若是则可不期月而国亡。信到后不知天地有否?”完全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对于不能迅速平息革命痛惋愤恨,其“反对民国之旨”的立场甚为明显。孙中山认为,临时政府为革命之共和政府,康有为虽为“名宿”,但在他放弃君主制主张之前,双方并无合作基础;临时政府用人若不坚守拥护共和这一底线,“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

    至于章太炎,孙中山认为“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康有为这种)反对民国者作比例”。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和革命宣传家。孙中山、胡汉民等被迫离开日本后,他曾接办《民报》,鼓吹革命。不过,从1907年起,章太炎因为经费分配、机关维持、革命战略等问题,与孙中山发生多次龃龉,其间不乏意气之争。最终,他认定孙中山“难于图事”,遂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和同盟会展开全面竞争。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积极参与国事。他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反对“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以党见破坏大局”,其矛头直指同盟会。孙中山回国之际,他以“孙君长于论议,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为由,反对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他又声称“向与总统孙公论政多所不合”,对临时政府的施政也屡有指摘。但即使如此,孙中山并“无世俗睚眦之见”,视之“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并延聘章太炎担任总统府枢密顾问,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胸怀。

    原载于《中国报》2020年3月20日 总第3501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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