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密奏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苏州织造李煦上了一件密奏，“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内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钦此钦遵。臣煦抵苏之日，已值岁暮，今年正月传集江宁织造臣曹寅、杭州织造臣傲福合，公同会议得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可以去得，令他前往，但出洋例候风信，于五月内方可开船，现在料理船只，以便至期起行。又奉旨赐与孙岳颁房屋，今将织造衙门无用旧局空地一块，现在备料兴工，盖造门房、厅堂、厢房、后楼，共五进计三十七间，大约于五月尽可以完备，合先一并奏。闻俟莫尔森出洋之后，孙岳颁房屋完工之日，再行启奏，伏乞睿鉴施行”。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苏州织造李煦密奏及康熙帝朱批。 中国第一历史馆藏
这件密奏背后，竟牵涉到中日交往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实际上，这是康熙帝下旨派人前往日本进行的一次秘密考察行动。
派人秘密考察中日贸易的想法，康熙帝很可能已深思熟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决定选择由苏州织造李煦负责实施。当时，李煦恰好在京，康熙帝便当面将此工作布置给了李煦，要他负责牵头，与江南三处织造的另外两个织造共同商议，拿出个方案。李煦回苏州后，立即召集另外两个织造的负责人共同商议，最终确定赴日考察的人选，并及时奏报给康熙帝。收到李煦的密报奏折后，康熙帝十分满意，朱批：“知道了，千万不可露出行迹方好。”
李煦接到康熙帝朱批后，做了更周密的安排，在同年六月的一件请安密折中写道：“……臣煦等恐（莫尔森）从宁波出海，商舶颇多，似有招摇，议从上海出去，隐僻为便。莫尔森于五月二十八日自杭至苏，六月初四日在上海开船前往矣。”康熙帝朱批：“知道了，回到日即报。”
同年十月初六日，李煦密奏：莫尔森已秘密回到了宁波，十一日到杭州织造署报到，十五日即赶到苏州。按照康熙帝的密令，李煦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安排其十六日从苏州起程赴京，向康熙帝当面汇报。
莫尔森到京后，向康熙帝当面做了汇报。康熙帝掌握了情况，于是做出进一步重启中日官方贸易的决定。
皇帝心事
康熙帝为什么要派干员东渡扶桑秘密考察？这与他的全局经济战略布局有关。
康熙中期，“三藩”“台湾郑氏集团”相继平定后，国家统一大业已完成，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隐患。
中日贸易，一直以来是清廷除“宗藩贸易”之外最重要的海外贸易之一。清初的中日贸易，是明朝中日贸易的延续。但由于明末海盗盛行，尤其清初针对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力量，朝廷不得不采取靖海政策，清初陆续颁布“禁海令”“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从广东到山东沿海15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加之天下皆知郑氏家族与日本渊源关系，促使清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主动关闭了对日海上贸易。但是，当社稷安定后，如何重开中日贸易成了康熙帝的心事。虽然在平定台湾后，康熙帝立即宣布解除“迁界令”，但还继续维持着不准商船出海的禁令。不久，迫于贸易压力，康熙帝颁布了“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从此中日贸易进入新的繁荣期。
实际上，从“展界令”颁布伊始，康熙帝一直在考虑如何重开中日官方贸易。因为他早已意识到中日贸易与大清经济的关系，尤其是日本铜的进口直接影响着清廷的货币政策。从明朝开始，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以药材、丝绸为主，而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以铜、银为主。1684年，日本江户幕府颁布“贞亨令”，开始强制限制白银向中国的出口，从而造成了对中国铜出口量的激增。据日本方面史料记载：仅“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1603年至1867年）初期的八九十年间，日本铜外流多达两亿多万斤。这对中国来说不啻是个利好的消息。日本是产铜大国，其铜向来深受中国人喜爱，比如明朝著名的宣德铜器，据《宣德鼎彝谱》一书记载，所有铜的原材料均来自日本。在明代，甚至还出现过日本将铜出口到中国后，在中国铸造成钱币再进口到日本的情况。总之，在中日贸易关系中，日本向中国供给铜料，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康乾时期，中国真正流通货币只有铜钱（制钱），白银虽然也作为货币，但由于只能通过称重流通，因此并不能成为通用的本位货币。这一时期，来自东洋的“洋铜”早已成为清廷铸币的主要原料，无论其纯度和购买成本，都要比“滇铜”划算得多。然而此时，康熙帝又面临着另一个尴尬的局面：由于中日民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本，1698年允许进入日本港的唐船从70艘上升到80艘。但在中国，还是以私商为主。私商从日本购铜棹后，在国内再转手卖给官府，从中赚取差价。
唐船
在中国，铜一直是由政府统一专卖，为了适应朝廷扩大货币铸造发行的需求，购买日本“洋铜”应由朝廷统一部署的呼声日益高涨。康熙帝意识到，是时候开启中日官方贸易了，故决定重开中日官方贸易，从此将“洋铜”的采办主导权，收归朝廷。道光《乍浦备志》卷十四载：“以彼国铜斤足佐中土铸钱之用，给发帑银，俾官商设局备船，由乍浦出口，放洋采办。”
密探工作
从康熙帝下旨派人暗赴日本做调研，到决定重启中日官方贸易，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效率之高也很惊人。这其中，除了决策者康熙帝外，关键人物是苏州织造李煦。李煦（1655-1729），原籍山东，其父李士桢在明崇祯年间被清军俘虏，过继正白旗佐领李四泉为子。清入关后，李士桢“从龙入关”，历任江西、广东巡抚。李煦以先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后步入仕途，康熙二十九年（1690），返京任畅春园总管，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曹雪芹祖父曹寅从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一干就是30年。苏州、江宁、杭州三织造，属内务府编制，是清廷派驻地方的机构。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除了负责宫廷丝绸织造及内廷物品采买（包括安排康熙帝六下江南的一切事宜等）外，实际上还肩负着代皇帝监察地方情况的使命，并被授权可以随时以密奏形式直接向皇帝奏报，权力很大。可以说，江南三织造是朝廷安插在地方的密探，而苏州织造为三织造之首。康熙帝派李煦挑选密探前往日本调研，应该说是其本职。从李煦奉旨布置，并圆满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来看，既显示了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办事的能力与效率。
在李煦这件奏折中，除了提到派人赴日本调研外，还提到了“又奉旨赐与孙岳颁房屋”，李煦备料兴工，为孙岳颁（江苏吴人，即今苏州人；官至礼部右侍郎，颇得康熙帝宠信，故赏赐其在故乡修建房屋一所，并赐买田银一千两）盖房。
被派赴日本考察的莫尔森，其职务是杭州织造的“乌林达”。“乌林达”是满语，汉译为“司库”，应该是织造衙门内的一个小吏。但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司库，他在地方上却很是吃得开，甚至豪横跋扈。康熙三十七年（1698），发生过苏州织造“乌林达”李永寿门下的家人孙某，领着一群棍徒在苏州城内当众捉拿姓陆的朝廷官员，并沿街殴辱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康熙帝，他在给李煦的朱批中严厉斥责：“自立织造以来，未尝有此异事。今闻苏州乌林达家人犯法，欺辱官宦，深属可恶。” 不止是铜
重启官方贸易后，中方官商与额商成为中日贸易的主力。运货唐船的规模越来越大，出口的商品质量越来越精，管理日趋规范。仅以乍浦港为例，驶日唐船通常每年跨年度两次往返航行：第一次是在夏至后至小暑前（6月下旬至7月上旬）出航日本，从乍浦出发，如果顺利，四五日即到；如果不顺利，少则十余日，多则三四十日不等。九月中旬，满载“洋铜”、海带等日本货物返回。第二次则在小雪后至大雪前（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再次扬帆日本，在第二年的四五月份返回。按规定，每年运回“洋铜”120万斤，归官府统一调配。
中日官方贸易的重启，不仅解决了进口“洋铜”统一管理的问题，而且在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为丝绸，日本人对中国丝绸，尤其是江南三织造的产品一向情有独钟。尽管日本本土丝绸生产质量不断提高，清廷也加强了对出口丝绸（尤其是三织造产品）的控制，但日本人对高质量的江南三织造丝绸的追崇并未降温，他们甚至将搜罗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内陆，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虾夷丝绸”。日本商人发现，在中国关外东北、蒙古等地，还存在大量高质量的丝绸，主要来源于长期以来，清廷对这些地方王公以及族人的慷慨赏赐，于是日商前往贸易搜罗，只要发现丝绸上织有“三织造”字样的，照单全收。
日本江户时代的《京都市井图》
再比如，砂糖，日本生产砂糖是在江户时代的享保（1716-1735）之后，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靠从中国进口。据研究资料显示：自1642年到1653年，到达日本长崎的中国唐船共409艘，所载砂糖约860余万斤。这些砂糖全部在日本本土销售。在这11年间，平均每艘船运载砂糖2.5万斤，以当时一斤砂糖约合600克计，相当于15吨，对中国帆船来说，砂糖的确是最合适的压舱物。当时，中国出口日本的白砂糖有三种：上等品称为“三盆”，中等品称“上白”，下等品称“太白”。积极推进日本国内砂糖制造的德川吉宗，也是通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主收集制造砂糖的工艺信息。据文献记载，享保十一年（1726）九月来航的六号厦门船船主李大衡曾提供“煮乌糖法”和“煮白糖法”。此后，日本渐渐普及了甘蔗栽培与制糖。江户后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在1842年出版的《广益国产考》谈到在日本，“砂糖在二百年前只有出身尊贵的人才知道，贫贱下人连见都没见过”，后来，砂糖逐渐在日本国产化、普及化。
唐船东行，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更不可低估，包括“汉学”东渡。江户时代日本学术和教育以儒学为中心，意义更广泛的中国学术在日本被称为“汉学”。后来的明治时代日本之所以能汲取欧美文化精髓而走向近代化之路，也是充分得益于江户时代汉学兴盛的根基。由于江户时代执行严格锁国政策，规定日本人不准出海，而长崎成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当时也仅对中国、荷兰商船开放），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文化东渡扶桑的重要窗口。1716年，继任的吉宗将军，自1720年便以汉文书籍进口为主，积极引进中国文化，为此他特意向长崎奉行（类似港口主管）提出了各种预购要求，甚至允准推出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给载送汉文书籍的中国商船颁发临时褒奖信牌等。由唐船载运流入日本的汉文书籍，主要有《唐律疏议》《六谕衍义》《大清会典》《大明律直解》《古今图书集成绘图》等；还包括《帝京景物略》、元佚书复刻本《御药院方》，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地方志等。
唐船东渡，对日本文化多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728年，来自中国的唐船，甚至运来了两只大象，日本朝野十分重视，为没有提前预领信牌的中国商船补发了信牌。大象到长崎后，被官府的特殊仪仗队长途护送到京都，之后又送到江户，作为江户的御用吉兽，一路上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热情观瞻。到了京都，吉象被封为“从四位”（官位品级），并颁发了任命敕书，从而被带进宫廷，拜见天皇，还表演了跪足之礼。天皇非常开心，与朝臣作诗唱和。一个月后，大象又被一路护送到江户，进入幕府将军的御浜殿。200多年前的大象东行，成为中日“丝路”交流史上的标志性文化热点事件，据当时著名的《驯象记》作者奥田士亨记载，在日本，“市井庶民或绘其（大象）状，或塑其像，卖鬻传玩，不可胜记。或者因此致富”。
原载于《中国报》2020年9月11日 总第3576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