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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心!革新!”

——周恩来在天津“五四运动”中

作者:杨仲达

来源:中国报

2021-03-09 星期二

    周恩来和天津有着不解之缘。1913年,他15岁考入南开学校,进一步实践自己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6年4月,周恩来在作为发起人之一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的会刊《敬业》上发表的诗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中,就有“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之句,表达了他对天津的真实感受。1917年,他在天津度过中学时代,遂“大江歌罢掉头东”,东渡日本求学。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在日本京都曾经作《雨中岚山》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当时,他已经涉猎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思考救国图存之道,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真理”的思考与感悟。他自云“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故“返国图他兴”。而在国内,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主笔《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920年周恩来留影

    周恩来是踏着五四运动的节拍回到天津的。1919年5月至6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天津跟随着北京的局势而风起云涌。

    回到天津的周恩来,很快投入了激荡的时代洪流。他先以校友的身份到南开学校临时担任校长张伯苓的办公室秘书,协助其筹备南开学校大学部,并积极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周恩来在天津学界颇有声望,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敬业乐群,参与表演,擅长演说,并先后主编会刊《敬业》和校刊《校风》等刊物。因此,新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于同年6月下旬邀请他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当即表示,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此后,他以惊人的速度运筹办报事宜,7月21日便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功创刊。该报成立最初是日刊,设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8个栏目,其中,《主张》和《时评》栏目是重点,它以敢言而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这都有赖于周恩来的笔力锋芒,一针见血。

1919年8月6日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不仅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笔,为了筹集资金,他还重操旧业,举行话剧义演,逐步解决了纸张、印刷、出版等诸多问题。报社成立之后,周恩来积极撰写时文,参与审稿、排版、校对,甚至参加早上的卖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

    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宣传阵地,周恩来用“飞飞”的笔名发表多篇文章,篇篇切中要害,使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天津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报纸销售到北京、上海、南京和保定等多地,最多时每期报纸销售量高达两万份。

    因为报纸影响力太大,使得反动当局十分气愤,印刷局在天津警察厅的授意下停止印刷《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年9月22日,《益世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要启事,宣布该报被迫休刊,但他强调说,正在竭力寻找其他印刷局,一定可以继续出版,再出版前一天一定会登报告知大家。

    经过努力,《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在10月7日得以复刊。1920年初,随着局势的不断严峻,该报被迫停刊。

“天津的小明星”:创办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

1920年8月15日,觉悟社主要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五四运动持续发展。1919年9月2日正午,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刚刚参加完请愿活动的8名青年学生登上了火车,其中包括周恩来、谌小岑等3名男生和张若名、郭隆真等5名女生,均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核心成员。

    在车厢里,由张若名首先提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倡议,希望破除社会上男女之间的界限,建立男女合组的组织,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周恩来进一步主张,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加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当火车行驶到天津时已是晚上7点31分。据当事人谌小岑回忆,他们在这次行程中谈得很痛快。这次列车上的谈话也成为觉悟社成立的初始萌芽。

    9月8日,周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11月25日改名为南开大学)文科第一期的学生。16日,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在天津老城东南草厂庵宣告成立,该社成员由周恩来提名的谌小岑等男生10人和由张若名提名的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女生10人组成。觉悟社通过抓阄的方式,以从1到50的数字确定了每位社员的代号,并以所抽号码的谐音作为每个人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比如邓颖超抽的是1号,其别名为“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其别名“伍豪”。

    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不设置会长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社务大家分担,重大问题须经全体讨论。觉悟社成立不久,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引起社会关注。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前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当日,李大钊先到天津维斯理堂作公开演讲。他分析了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后国家的实质,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他还告诫青年们,“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演讲之后,李大钊特意到觉悟社与大家交流,他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和十几名觉悟社员像一家人一样亲切地叙谈,气氛融洽,大家谈了1个多小时。当时,觉悟社最年轻的邓颖超介绍了该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前辈学习。

    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觉悟社以“革心”“革新”的精神和“自觉”“自决”的宗旨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周恩来和大家开始研究新思潮,又组织了9月底至10月初赴京的请愿斗争。当年10月10日,在天津南开操场,邓颖超在演讲时被枪柄击中,受伤吐血,闻见者倍受动容。觉悟社成员更加迫切地感到,取得胜利必须用思想武装头脑,他们再度加紧学习和研讨,每每彻夜读书对谈,一个集合他们思想的刊物《觉悟》应运而生,周恩来担任主编,并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因为印刷的延误,该刊物于1920年1月20日才成功出刊。

“思想颤动于狱中”:编写两部珍贵革命文献

    在1919年11月,福建福州发生了日本暴徒打伤、枪杀我国学生和巡警的事件,造成“福州惨案”。全国各地闻讯后迅速声援,反日情绪高涨,天津各界爱国团体在南开操场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就此展开。1920年1月23日,天津东门内洋广杂货铺“魁发成”店内发现日货洋灯罩17篓,此纯属私运,而该店还居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前往调查的学生,反动军警倒行逆施,在24日又接连镇压学生和各界代表,造成多人被捕。25日,在维斯理堂,觉悟社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积极营救被捕代表,同时还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向直隶Letou公署的请愿条件。

    至1月2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数千名学生在东马路集会,散布传单,声明要前往Letou公署请愿,周恩来作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讲演,大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4人为请愿代表。请愿大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涌向金钢桥畔的直隶Letou公署。

    周恩来等4人在前往交涉之时被捕,随即反动军警手持刀、棍和水龙带对学生队伍夹击,致使50多人流血受伤,酿成“一·二九”惨案,周恩来等4人被押往营务处,沿途戒备森严,观者如堵,他们高呼爱国口号而去。几日后,被捕的学生代表又被押至天津警察厅,与各界代表分别拘押,互相不能联络,既不传讯,也不开庭,牢房又不给生火取暖,反动警厅妄图以此拖垮代表们的意志。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打算以分别谈话的方式来瓦解被押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并写了一份《质问警厅拘捕理由书》,但是杨以德拒不解释,又派司法科长到牢房找周恩来谈话,也遭到义正词严的拒绝。农历除夕,杨以德假意设宴款待全体代表,并在宴会上长谈3个多小时,大肆宣扬汉奸谬论,又以高官利禄诱惑,当场遭到了周恩来、马骏等被捕代表的严厉斥责。

    周恩来和被拘代表们通过秘密联络,相约在4月2日向天津警察厅通告,希望3天内速开公审,否则全体绝食自毙。当日,警察就限制了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并且以言语挑衅,激怒众人,当日代表们开始绝食。直到3日晚,反动当局基本答应代表们提出的条件后,大家才停止绝食斗争。绝食斗争的消息传到社会后,媒体对当局不断谴责,全国各地也纷纷来电抗议天津警察厅的暴行。5日,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名男女学生来到天津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押代表,他们和杨以德再度发生言语冲突,反动当局最终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全部条件。7日,除了因病和被保释出狱的代表之外,其余被拘的21人被移送至河北地方检察厅。

    周恩来不仅是这次劫难的亲历者,而且还是一位记述者。为记述被拘代表们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他在被移送到河北地方检察厅之后的5月便开始编写《警厅拘留记》,至6月初完稿。

    经过“审判”,7月17日,周恩来等人出狱,天津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周恩来在狱中编写的《警厅拘留记》

    10月,周恩来在赴欧留学前夕,将《警厅拘留记》手稿交给了与他同时入狱的马千里。12月4日,此稿开始在《新民意报》上刊载,后来被刊印成书。这部3万多字的光辉革命篇章,是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叙述和日记编写而成的,是一部反映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爱国斗争的珍贵史料,也是再现周恩来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而在《警厅拘留记》之后,周恩来又根据除女代表之外被拘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写成一部《检厅日录》,这部书起初并未写完,书内的公审问答辩护详情以及稿件上的修正,由马千里完成。周恩来在11月24日赴欧途中的轮船上为其写了例言,到法国后才完全脱稿,次年寄回国内在《新民意报》上连载。1924年1月间,经马千里完善,交付《新民意报》社印刊,但是由于该报停刊,又因经济压迫,故又搁置子两年之后,于1926夏令,经又新印字馆署名“周飞飞”刊印出版。

    《检厅日录》详细记述了周恩来等人被检察厅羁押期间的生活。书中写道:那时他们的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可以自由往来、聚会联欢并阅读书报。他们还共同议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据载,在被检察厅拘押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大家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等。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在狱中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坚定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春天,周恩来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原载于《中国报》2021年3月5日 总第364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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