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实业、文学之母。”在张謇的心目中，教育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兴办教育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而资金要通过广兴实业来取得，这就是张謇所秉持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理念。张謇在大生纱厂取得盈利之后，通过企业注资、个人捐资和引导亲友捐赠等方式，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是张謇兴办教育事业的起点，也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源头之一。
从师范始
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全景。
1898年10月20日，正在上海为大生纱厂筹办事宜四处奔波的张謇，应好友何嗣焜的邀请抽空到南洋公学进行了一次考察。南洋公学于1896年春创办，是盛宣怀继1895年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后开办的又一所新式学校，经费来自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南洋公学开办之初，既缺少师资，又缺乏生源，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即在兴办教育时要优先考虑设立师范和小学。1897年4月8日，随着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批40名学生的开学，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序幕。
当时，何嗣焜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首任总理（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张謇到访时，他陪同一起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校舍，师范院的学生在校门对面的民房中上课。在考察过程中，张謇还同南洋公学的监督、美国人福开森，以及应邀而来的日本人辻武雄、伊藤贤道进行了有益的交流。辻武雄当时就职于江苏两级师范学堂，而伊藤贤道为杭州日文学堂的总理。这次南洋公学之行，其实是何嗣焜策划的一次“教育思想碰撞会”，为张謇此后从事教育实践提供了咨询交流的机会。南洋公学设有师范院、外院（小学部）、中院（中学部）、上院（大学部），形成了“三院一贯”的新教育制度，这也成为我国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级学制的雏形。张謇日后在南通兴办、倡导的教育事业，也是先从师范开端，进而拓展到小学、中学、大学，与盛宣怀的教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甲午战争之后，张謇就萌生了“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想法，具体来说就是“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张謇投身实业的根本目的，“除在经济上挽回利权外，还在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教育经费”。1902年4月7日，张謇与罗振玉（中国较早宣传和推崇日本近代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的学者）一起到南京拜见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议设立师范学校和中、小学事宜。张謇兴学的主张虽得到了刘坤一的认同，却遭到一些守旧官僚的反对。其中，盐道胡延曾不屑地说：“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认为张謇过于相信罗振玉。因此，刘坤一也踌躇起来。
最后，张謇决定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创办师范学校。大生纱厂初期，每年的余利在提取保险金和公积金后，会将剩余部分划为13股，其中10股归股东，3股作为花红（即红利）归经营管理层。张謇考虑，他在大生纱厂历年未取出的花红加上利息约有2万两，再加上向亲友劝募所得，创办师范学校的资金应该不成问题。1902年6月，刘坤一批准张謇成立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该校名称后来多次变更，本文统称通州师范学校，简称“通师”），该校校舍是在通州城东南的千佛寺基础上改建而成。
1903年4月27日，通州师范学校开校。前一晚，总理张謇还在庶务主任宋龙渊的陪同下，遍察了校园的每一个房间，并对于器物的摆放一一作出指示，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和认真程度。在举行过庄重的开校仪式后，通师校园内张贴出了《总理开校演讲》，其中，张謇语重心长地嘱托学生们：“愿诸君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不欺，坚苦自立，成我通州之学风。”1904年，张謇选取其中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作为校训，这也是他“生平强勉自厉之所在也”。
民智国牢
1906年2月24日，上海道台袁树勋致江海关税务司关于木村忠治郎
随身货物通关的公函抄件。 江苏Letou南通市馆藏 1904年，张謇作《通州师范学校校歌》：“狼之山，青迢迢，江淮之水朝宗遥。风云开张师范校，兴我国民此其兆。民智兮国牢，民智兮国牢。校有誉兮千龄始朝。”翌年，张謇请上海音乐家沈心工谱曲。在教唱校歌时，张謇认为“民智兮国牢”重复两句还不够，重复三句才可达到“其气弥厚”的效果，这也体现了张謇对于通师在普及教育、启迪民智进而雪耻强国方面的期待。
通州师范学校是一所中国最早民立性质的师范学校。开办伊始，该校就面临着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为保障通师的正常运转和稳定经费的来源，张謇可谓是殚精竭虑，除自己和亲友捐赠外，他还说服大生企业的股东，用企业的盈利长期资助学校，并利用自己的人脉，争取政府的拨款。
1903年，经南洋大臣（官府当时是大生纱厂最大股东）同意，大生纱厂决定改革余利分配，将原来按照13份派送（10份归股东，2份归绅董，1份归执事）改作14份，多出的一份用于通师经费。当时，张謇在大生纱厂中的股份虽然不多，但创办人的身份和成功经营带来的威望，使得他在大生纱厂一言九鼎。1907年，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上这样解释道：“大生纱厂获利比国内其他纱厂优厚，地利上占优势，理应回报乡梓；大生纱厂筹办期44个月间，开办费用仅9300余两，远少于苏纶纱厂的10万余两，大生纱厂创办者皆为本地人，没有支取一文公费；以上两个原因，通师应该享有大生纱厂的酬报。”因此，这项提议得到南洋大臣的首肯。这从大生纱厂第四届、第五届的账略中两次分别提取“11214.457两”和“12760两”给通师的记录中可以得到证实。1903年，张謇、汤寿潜等人集资合买了位于吕四的“李通源盐垣”，创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在同仁泰盐业公司的创办合同中明确规定：“公司如有盈余除酌提公积外，作13成分配，10成归股东，2成作为管理人员花红，还有1成资助通师经费。”但由于同仁泰盐业公司长期亏损，这个方案没能实现。直到1908年张謇等人设立大咸盐栈，作为同仁泰盐业公司的销售公司并获得利润后，转由大咸盐栈资助通师。
1909年，南洋大臣批准的大生纱厂将余利补贴通师的政策到期。1911年，张謇援引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第9条：“约计可垦而应缴价之地1150顷，以1000顷归入公司，100顷归通海小学堂，50顷归农学堂。”认为当初通海垦牧公司垦地的分配方案获得股东的认可，“至于通海小学范围太广，分得田亩势散数零，易启争端，通师为通海小学之母，不如采用变通的办法，由通海垦牧公司股东把150亩地，填写股票拨付给通师及其附属农校，由学校方面根据每年的股息收入，酌减师范生和农学生的学费，以此推广教育事业。”这个提议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上得以通过。
相比个人捐资和企业资助，给通州师范学校添置学田是更长远和稳妥的襄助方式。1912年至1927年，通师一度改名为江苏Letou代用师范学校，获得了政府资助，学生的学费、膳费由Letou代交。随着大生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衰退、张謇1926年去世、代用师范取消和其他经费来源枯竭的情况下，通海垦牧公司的学田成为通师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师资是保障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通州师范学校早年聘请的8位日籍教师不但弥补了学校师资的不足，更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木村忠治郎便是其中的代表。《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纪事）》中介绍：木村忠治郎赴通之前，先后担任日本福冈、大分、大阪府教谕及福冈师范小学主事，是在通师开创时期对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学生教育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日籍教师。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木村忠治郎的《小学教授法要义》。
南通市馆保存着一封上海道台袁树勋写给江海关税务司的公函抄件，时间是1906年2月24日。惊动袁树勋牛刀小试的原因是张謇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木村忠治郎随身携带的一批物品通关事宜。事情是这样的：当年腊月木村忠治郎回日本时，张謇委托他代办了一批通师和盐业学校所需的相关学习用品。木村忠治郎于2月23日乘坐由日本长崎开往上海的“密利素他”轮船回到中国，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共装了6个箱子，其中为通师购买的教科书两箱、教学用品两箱，盐业学校所用的玻璃盐瓶一箱、水酸化重土一箱。考虑到玻璃制品易损，添配困难，张謇希望江海关在查验时“勿任意碰撞”。因此，袁树勋给了张謇很大的面子，要求税务司“免验放行”。木村忠治郎漂洋过海为通师带回的教科书和教学用品，是学校早期教师辛勤付出的缩影，更是张謇努力提升教学质量的生动体现。
扩而日新
1904年，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
1919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印刷的《中国的召唤》一书中，作者查尔斯·T保罗列举了南通在张謇的经营下取得的11项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第一项就是“男孩女孩都能就读的现代小学——这一系统涵盖城镇及农村的300多个单位，其分布之广泛、实施之高效是除了英属印度之外任何亚洲地区都无法匹及的”。
南通众多的现代小学，张謇直接投资创办的并不多，但大部分是在他规划、引导、支持下设立的，而通师为这些学校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支撑。据1929年的《校友录》中记载，通师自1906年到1927年共有917人本科毕业，其中大部分为江苏Letou学生，包括南通418人、海门125人、如皋112人……这些人才为当地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使得南通地区的基础教育至今闻名遐迩，有“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的美誉。张謇以通师发轫，随后在南通相继建立起了涵盖师范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比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
南通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职服务的地点遍及小半个中国，甚至远及新加坡和缅甸，张謇对毕业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1917年，甘肃绅士杨汉公等请通师代为培养师资，计划每年选派2名学生到通师学习。1926年，甘肃天水的王新令在通师苦读五载，学成回乡。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学生，张謇赞许他“跋远而志坚”，并为其赋诗一首。不仅如此，张謇还给予了王新令极高的礼遇，在南通的中公园为其饯行，作陪者有通师的教师顾怡生、于忱、曹文麟等，最后他又寄语“资禀颖秀”的王新令要在诗文方面要多读多看，要多体会古人的意境，“不厌摹仿，摹仿既熟，自无痕迹，更进而自辟新路，成一格局”。
张謇曾在通师的开校演说中提到“庶几实业、教育，扩而日新……”此句大意是通过发展实业和教育，使两者相互推动、不断发展，这也一直是他所秉承的“实业所至，教育所至”理念。张謇依托通师，从1906年开始先后设立了测绘科、土木工科、农科和蚕科，用于培养企业亟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比如通师于1906年设立了测绘科，它是为了对南通全境进行测绘而作准备的，该校聘请了日籍教师宫本几次开设专业课程，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师孙支厦就出自测绘科。
其实，孙支厦开始并不是通师的学生，因他常常给在通师读书的两个哥哥送午饭，慢慢地就跟该校的会计熟悉起来。有一次，会计的账目发生差错，孙支厦帮助他找到了原因。庶务主任宋龙渊得知此事后，非常赏识孙支厦，就把他推荐给了张謇，后来安排其作为日籍教师木造高俊的助手，一起参加测绘通师的平面图工作。但当时出了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测绘工作还没有结束，木造高俊突然自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孙支厦自告奋勇，说愿意接手未完成的测绘工作。孙支厦的底气来自于他在给木造高俊当助手时的仔细观察和认真学习，使其较好地掌握了测绘的基本方法。1905年5月22日，两江总督周馥到通师视察时，张謇展示了通师的平面图。出色完成测绘任务的孙支厦随后被张謇破格招录到通师的丁班（第四届）本科学习。第二年，通州师范学校设立了测绘科，孙支厦由丁班转入测绘科；1908年，他从测绘科毕业后，又进入到了土木工科学习。孙支厦在张謇的扶掖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后由他设计的通崇海泰总商会大楼、濠南别业、江苏Letou咨议局大楼等建筑，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最初是作为通师教学设施的补充和延伸来用的。张謇认为“博物馆不备，物理之学无所取证”，即学生无法通过观察实物来掌握知识。之后，南通博物苑逐步向社会开放。1912年张謇在《博物苑观览简章》中提到，博物苑“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之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南通博物苑是以博物馆为中心，兼有植物园、动物园功能的城市公园，营造出了居民、自然环境和历史藏品三位一体的交际空间。南通博物苑被公认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点”。
1929年，胡适在为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张謇“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而通州师范学校的成功创办就是其造福一方、影响全国的生动写照。
原载于《中国报》2021年4月16日 总第3666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