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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猎猎永向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进程中的几次重大会议

作者:特邀撰稿人 杨晓玲 等

来源:中国报

2021-07-30 星期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94年的光辉历程。这支光荣的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打破过许多不可战胜的神话,谱写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华章。

    军旗猎猎永向前,军歌声声壮军威。自1927年至1949年,我军召开过很多重大会议,这些会议是党和军队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其作为奋斗的语言,作为信仰的烙印,作为前进的里程碑,铺就了我军历经血雨腥风的苦难辉煌之路。历史证明,党和军队的会议尤其是重要会议与人民解放事业关系密切,记录着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本报特编辑专版,主要依托中国人民解放军馆馆藏珍档,以我军历史上重大会议回溯其艰难的发展历程。其中,作者选取了馆藏的八七会议、古田会议、瓦窑堡会议、杨家沟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5个重要会议的相关,撰写了其背后的故事。谨以此向人民解放军致敬,也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读档学史,以史为鉴,行稳致远,从我军的发展史中感悟新时代军人的使命担当。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八七会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特邀撰稿人 杨晓玲

    1924年到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参与国民党建军工作中积累了早期的军事活动经验。然而,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迅速发展之时,潜伏的革命危机也在不断加剧。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没有意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党的领导机关甚至主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夭折。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部分) 中央馆藏

    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不掌握军权,不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调整革命斗争方针。

    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排西式公寓中,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此外,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及助手诺伊曼等。这次为期一天的简短会议,就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以及《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选举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着重检讨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作为会议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在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总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其中,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各地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和部分革命军队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在斗争中展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武装斗争的星火,逐渐燃遍大江南北。 

 

古田会议: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

    宋冰梦

    红四军是中国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是一支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影响的革命军队。1929年,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据时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赖传珠回忆:“有些同志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有些同志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后,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事上吃了败仗让许多同志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是正确的,开始转变看法。党中央“九月来信”中对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支持则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指明了方向。

 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

图为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馆藏

    11月26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大会,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前委,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党代表毛泽东决定先召开一次支队以上党的书记、组织和宣传委员的联席会议,了解部队里存在哪些不良倾向。

    在此期间,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Letou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并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由于毛泽东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的统一。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该会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会址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此次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瓦窑堡会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艺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933年到193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国民党政府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企图打着“华北自治”的名义,以渐进蚕食的方式一步一步啃噬中国。华北形势危在旦夕,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次学生爱国运动深入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华北的阴谋。国内大部分城市的爱国人士和团体积极响应学生运动,成立了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讨论提纲》 中国人民解放军馆藏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热情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党内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尽快实现党内方针政策的转变,就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第8天,也就是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颖超、吴亮平、张浩、郭洪涛等10多人。

    这次会议,首要任务是认清当下的政治形势。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取而代之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并且,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干扰下,党内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关门主义。为解决主要矛盾、克服党内错误倾向,在会议一开始,张闻天就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也于11月中旬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随后,参会者就目前形势发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问题就在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奋起抗日。毛泽东通过分析国内形势的变化,准确指出了各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对抗日的可能性。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都有参加抗日可能的观点。他摒弃关门主义,主张解放思想,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会址

    在政治策略转变的前提下,军事战略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红军在经历了艰苦的长征后,力量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当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就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12月23日,毛泽东结合目前的形势,在会议中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向全党全军明确战略任务。《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

    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这个关键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目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扩大了。党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中国革命历经28年,而中共中央在瓦窑堡的7个多月,正好是从建党到新中国建国的中间之年,是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时期。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发展,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当机立断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是党内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杨家沟会议:提出十大军事原则

王济勇

    1947年夏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进攻阶段,战场也已逐步推向国民党统治区。7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以立法的形式表示同中国人民最后决裂。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的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全国各界及人民团结起来决心打倒蒋介石。当时的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1948年2月21日,陈毅关于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及毛泽东的指示的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馆藏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参会人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

    会前,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做了深入的研究。会议开始前先召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预备会议期间,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正式会议的主题报告。

    当时正是战事最紧张的时期,毛泽东劳累过度,手抖到甚至拿不住笔。因此,只好他口述,让别人记录。毛泽东曾说:“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杨家沟会议旧址

    军事方面,报告总结了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18个月以来解放战争的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明确、完整的论述,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充分显示出了党对胜利前途的自信。

    政治方面,报告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践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

    经济方面,报告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中对于土地改革,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巩固的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使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全面走上正轨,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家沟会议于12月28日闭幕,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说:“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会,……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军事问题,今天解决了。”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刻,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前的曙光

曹川河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七届二中全会议题。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三大战役期间,中央多次发电明确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东方欲晓,全国人民看到了胜利前的曙光,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一代伟人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他们殚精竭虑,倾心绘制着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在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要点(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馆藏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各种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0人。

    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组成大会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会议由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与缺席人员。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并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从下午3时30分一直讲到晚上8时30分。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绘制了蓝图。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

    在报告中,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里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也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还指出,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西柏坡原貌

    与会同志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作了发言。3月13日,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中共中央绘制新中国蓝图的一次重要大会,它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战争转向和平,由革命转向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毛泽东的报告则是实现党的各方面工作总枢纽。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原载于《中国报》2021年7月30日 总第3711期 第二三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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